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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人類無疑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構成了一個足以改變未來世界運行方式的關鍵節點。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經濟上、政治上，也體現在文化上。

        作為人類生活的主要場所，城市從其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太多關于美好生活的期許。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這個開放的、復雜的系統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未知風險也不斷增加。在各種突如其來的自然和人為災害面前，往往表現出極大的脆弱性。這正成為制約城市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問題。

        城市發展如何盡快實現華麗轉身，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做到健康的韌性發展，不僅事關人類的生活狀態。更為關鍵的是，只有真正做到城市的韌性發展，才能為人類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提供最為基礎的物質和空間保障。

        韌性一詞源自拉丁文，意為“彈回”。學界大多認為，韌性最早被物理學家用來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變之后的復原能力。1973年，加拿大生態學家霍林首次將韌性概念引入生態系統研究，定義為“生態系統受到擾動后恢復到穩定狀態的能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韌性的研究逐漸從生態學領域擴展到“社會—生態”系統研究。韌性的概念也經歷了從工程韌性、生態韌性到演進韌性的發展和演變，外延不斷擴大，內涵不斷豐富，受關注度不斷攀升。

        新形勢下，如何提高城市系統面對不確定性因素的抵御力、恢復力和適應力，提升城市規劃的預見性和引導性，正在成為研究熱點和焦點。

        文化領域的韌性發展不是簡單復原，而是更高層面上的“彈回”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如果城市的發展不能保持足夠的韌性，那么這個容器就可能爆裂。

        通過歸納分析國內外有關韌性城市的觀點，可大致概括“韌性城市”的基本內涵，即能夠有效抵御和應對外部重大突發風險與沖擊、在風險沖擊打壓下快速恢復正常運行、通過學習與創新提升整體功能和運行水平的城市。

        概念的應用不是為了簡單的理論創新，而是要在理論創新的過程中更好推動實踐的創新。“韌性城市”的理念，其實與當前一再強調的高質量發展以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等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由此，城市的韌性發展理應成為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科學路徑與核心目標。

        將韌性概念延伸至文化領域，即文化生態系統在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時，同樣有一個抵御力、恢復力和適應力的問題。比如，疫情影響下的電影院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角度。電影院能不能盡快復蘇，復蘇到什么程度，不僅會對電影產業產生重要影響，也檢驗著疫情的控制程度，更考驗城市能不能通過文化創新得到韌性發展。

        日前有報道說，202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100億元，國慶長假8天票房接近40億元，讓人看到了電影市場的復蘇希望。但如果比較2019年642億元的電影總票房就會明白，這次疫情對電影產業的沖擊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疫情沖擊下逐步恢復電影院的正常運行，實際上不僅事關電影業發展，也是人們生活能否走出疫情、恢復正常社交的一個重要指標。

        在一些科幻電影中，“會飛的汽車”可以緩解地面交通擁堵、提升移動速率;“連接一切”的互聯網似乎使人不必親自在場，就可以通過在線的形式完成工作和學習……曾經的需求也不再是需求。但與城市本身復雜的原生態文化性能相比，我們今天用來儲存、傳輸信息的數字手段仍是相形見絀的。事實上，人類交往范圍越廣，參與者越眾，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交往空間，便于愈加孤獨的人類面對面交流。

        具有人文情懷的城市研究思想家芒福德曾被視為“落伍”，但此次疫情發生后，他的許多預言又一次喚醒了人們的警覺。芒福德說：“人類或者全力以赴發展自己最豐富的人性，或者俯首聽命，任憑被人類自己發動起來的各種自動化力量支配，最終淪落到人性盡失、喪盡天良的地步，淪為‘異我’，即所謂‘史后人類’。這后一種抉擇將使人類喪失同情心、情感、創造性，直至最終喪失思想和意識。”

        芒福德指出，我們需要構想一種新秩序。這種秩序須能囊括社會組織的、個人的，最后能囊括人類的全部功能和任務。只有構想出這樣一種新秩序，我們才能為城市找到一種新形態。或許，他的話有些地方還值得商榷，但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推動城市韌性發展的文化創新要有自覺意志。也就是說，“韌性城市”在文化領域需要通過學習、創新來提升功能與水平。

        還是以電影院為例。現在，大型商場在最高層開設電影院，幾乎成為標配。疫情的出現提醒我們，在今后的影院設計中除了逃生通道，也要注重通風與間隔。或許，這場全球疫情會帶來一場更具韌性的“電影院革命”“劇場革命”。

        此外，這場全球疫情也在改變一些文化場景。比如，疫情期間出現了直播推廣新書、云教育講座、露天文創市集等新的文化傳播和活動形式，短視頻成為活躍的用戶場景，甚至有人認為抖音名副其實地“抖”了“音”，改寫了音樂行業的發展路徑。

        上述現象表明，文化領域的韌性發展不同于其他領域，歸根結底要靠文化創新來實現。它不是簡單的復原，而是通過螺旋式上升，在更高層面上實現“彈回”。

        城市創新并非憑空而來，需建立在三個維度的文化賦能基礎上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本質性力量。此次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創的不僅是經濟世界的健康發展、政治世界的良好互信，也對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進步帶來巨大的破壞作用。值此之際，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就顯得彌足珍貴。如何以文化賦能城市的理念及其發展戰略，推動現代城市文明不斷進步，成為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主要路徑，甚至可能是唯一路徑。

        放眼世界，各國在城市形態、城市管理等方面日益趨同，但文化差別賦予了它們獨特的風貌，從而讓我們可以直觀地區分出上海、巴黎、東京、紐約和倫敦。城市內在的文化肌理，鑄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間和城市性格，吸引著游客的腳步。因此，唯有城市文化能為舊城復興注入新的力量，為新城崛起鑄就不滅靈魂，為城市在競爭中創新發展、脫穎而出提供土壤和資源。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無論是在知識方法層面，還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轉化方面，追求創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達都是城市創新的內在動因。城市文化的創新達成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需要建立在堅實的文化賦能基礎之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歷史的維度。

        新時期的文化創新需要對傳統文化資源中的優秀基因進行充分挖掘與利用，使其煥發新的生機。對于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城市來說，文化創新不是一味地為新而新，而是要在傳承文化根脈的肌理上，實現新的生長。某種程度上，傳承即是創新。

        城市歷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淀，是城市內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標志。在城市更新中，要妥善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與善待老建筑。只有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才能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進而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二是現實的維度。

        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因為疫情帶來生活方式的巨變，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整體態勢必然會呈現很多新的變化。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將文化傳承、成果創新與人的現實生活緊密結合，在成為人們精神力量的同時不斷激發個體參與現實文化創造的積極性，并將新的文化要素持續融入現實生活，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內容，使城市文化的特質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生活更加精彩。

        未來的文化創新，可能會集中在以線上內容為核心的數字文旅產業、線上線下聯動催生的產業優化升級以及各種類型實體文化媒介的產生等幾個重要領域。只有與當下的時代和生活充分融合，文化創新才能繁榮發展。

        三是空間的維度。

        空間是現代城市的基本構成要素。從空間的角度談文化創新，主要體現在各種新型文化空間的培育和打造上。城市規劃師揚·蓋爾認為，公共空間作為滿足人們上學、上班、采購、散步、社交等活動需求的場所，不是“有了”就可以，而是要“有效”。要做到“有效”，就需要把滿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設計的尺度和中心。

        城市空間的文化創新，一般有兩種生產的路徑：一種是基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及文化發展的前瞻性預測，在多業態融合的背景下打造以文化生產、文化消費為引領的公共文化空間;另一種是在舊城街區更新過程中，打造文化遺產與當代生活融合共生的綜合性公共空間。

        這兩種類型的城市空間，既是以文化為靈魂的創新成果，又是推動文化創新不斷涌現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不能僅僅對標紐約倫敦，而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為旨歸

        城市的韌性發展最終是為了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看上去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終極目標，卻是城市得以長期存續的根本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是一個口號，而應該成為城市主政者與建設者的共同訴求。

        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因為種種原因，一些城市的發展往往會偏離這一最終目標，短期的政績需求和形象工程成為高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此邏輯下，人的訴求經常被隨意忽略甚至刻意抹殺。對城市物質層面或設施層面的現代化追求，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

        我們常說“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觀應該是一個基本出發點。過去，有些人喜歡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解釋中國的城市發展。的確，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論和重要研究成果值得尊敬和運用，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城市在改革開放40多年里的豐富實踐和生動創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西方理論能夠完全描述并解釋清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更積極地投身現實生活，用我們的沉思、眼光和學術智慧，梳理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理論。

        坦率地講，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論講求的是多樣性、異質性，而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發展觀是更根本的理念。我們不能僅僅對標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的指標體系，而更需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為旨歸。

        此次疫情防控中，尊老愛幼、睦鄰友好、敬重生命等中華文明理念發揮了很大作用，體現出強大的文化韌性和中國智慧，極大地增加了文化自信。這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在公共文化中如何更好體現東方文明和中國智慧，并進一步有效下沉社區，加強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文化治理。

        城市要韌性發展，文化創新不僅必須，而且應該是一種自覺。文化創新為城市韌性發展提供基礎的、根本的內在動力，潤物無聲卻靜水流深、影響至遠。新形勢下，也只有通過蓄儲大眾點滴智慧，形成磅礴力量的文化創新，才能引領化危為機、穩中求進，從而把文化領域遭受的損失降到最低，恢復甚至超過原有的水平。

        由此觀之，“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理解好、貫徹好這一理念，要求我們最大限度地發揮基層的首創精神，尊重并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讓每個人自覺成為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活躍因子。

        回顧歷史，人類是在與各種疾病、災難搏斗中不斷前進的。在這一過程中，或許有迷茫、有消沉，但更多的是奮起，是在砥礪中不斷前行。

        此次疫情對城市發展提出了挑戰，但也催生了新的發現、新的思考。城市是貯存、流傳和創新文化的容器，用文化創新來開啟有韌性的生命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應該是值得期待、值得努力的。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