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Unix計算機操作系統的創始人之一Ken Thompson在獲得計算機協會頒發的圖靈獎時表示：“計算機安全”是永恒命題，編寫軟件的人擁有過大的權力，這種權力讓他們有機會植入用戶看不到的的惡意代碼。
追逐利益的幣圈，區塊鏈“公地悲劇”正在上演！
的確，三十年后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中本聰試圖用比特幣來打破這一僵局，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可信任的架構。但實際上，這并沒有解決信任問題。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如果要構建大規模的去中心化網絡，就需要與現有系統集成的技術平臺相適配，這通常需要漫長的試錯過程。
同時，有時區塊鏈的激勵措施也并沒有像區塊鏈信仰者想象的那么誘人。在沒有成功的應用案例的情況下，很少有企業愿意當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幾個被炒作為顛覆性的區塊鏈革新的案例也沒有達到其預估的效果。
據區塊鏈評論家大衛杰拉德報道，一家通過區塊鏈技術“改變音樂產業”的公司，經過一番大肆宣傳之后，產生的收入卻不足4位數；
一家聲稱示可以降低移民與家人之間的匯款成本的著名區塊鏈初創公司，兩年前就在某國推出該項目，但時至今日，日活躍用戶數不足75個.......
當然，舉這些例子也不是為了說明區塊鏈注定失敗，但對于那些盲目追隨區塊鏈的人，這將起到警示的作用。
區塊鏈不意味著重組世界，但是它意味著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系統。
紐約大學教授Thomas Philippon縱向研究得出結論：“目前金融中介的單位成本似乎與1900年的時候一樣高。”
盡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科技迅速發展，電話、電腦、互聯網、云計算等創新技術的興起使得各類成本有所下降，但是活動的數量和復雜程度急劇增加，金融服務部門的交易成本也是如此。
Thomas Philippon教授甚至預測，隨著基本服務商品化程度加深，這一成本將會越來越高。
紐約大學教授David Yermack解釋道，從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的角度上來說，的確迫切需要新技術的出現，這是包括分布式記賬技術在內的金融技術的機會。
真正改變金融服務和其他行業經濟的原因是產業結構的變化。
區塊鏈所用的標記化模型也有完成這一轉換的潛力：擁有很棒的創意的企業家將不再受風險資本家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桎梏；
音樂家和作家也不用將其作品的控制權和大部分利潤交給音樂唱片公司和出版商；經濟機會將向更多的人開放，特別是在低收入地區；
政府也能提供更高質量的公眾服務；企業也將從中受益，變得更加透明，更專注于為用戶創造更好的體驗。
所有這些可能的轉變都是令人興奮的。但是區塊鏈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比如在金融業，保留現有的市場結構的基礎下的變革就能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它并不需要一個全新的系統，這將是一個“道阻且難”的過程。
因此，我們認為，區塊鏈未來的趨勢并不是“顛覆”、“破壞”而是參與、整合。
但同時，區塊鏈目前存在的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任何技術都不是生而完美的。這是一種新穎且有價值的分布式信任體系，但它并不完美。
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區塊鏈的潛力，這需要很強大的信任基礎。
區塊鏈的愿景是將信任視為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公鏈的參與者需要信任這種分散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只有自己為自己負責。
而運行這樣一條公鏈的公司也必須要有“所有參與者共享控制權”這一基礎認知。
權力下放的限制
除此之外，區塊鏈的權力下放也是存在限制的，就連比特幣這種最純粹的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也是如此。
比特幣用戶信任核心開發人員發布的代碼，該代碼包含硬編碼元素，如果缺少這些元素，區塊鏈就不能分叉。
它的籌碼分布其實非常集中。根據2017年底的分析，40%比特幣由1000人持有，一些其他的代幣甚至更加集中，例如Brave這個代幣，它的ICO籌集了3500萬美元，但據了解，其中三分之二的代幣掌握在20個賬戶的手中。
公鏈剩下的權力也通常集中在核心的開發人員和礦工手里。
就像比特幣白皮書上所寫的，中本聰協調了礦工和網絡用戶之間的經濟利益，挖礦將是普通用戶可以參與的相對低強度的活動。
全世界將有數百萬礦工，所有人都將計算機處理能力用于挖幣。的確，在比特幣誕生初期，這一切都是行得通的。
然而，隨著比特幣價格的飆漲和礦工挖礦獎勵的增加，礦工之間的競爭加劇。這導致了礦圈的興起。
企業開始設計自己的定制芯片，稱為專用集成電路（ASIC），為大型采礦計算機機架供電。
這些ASIC的性能遠遠超過了普通計算機的算力，挖礦成了一種規模化產業。
比特大陸和Bitfury等礦機生產商在這個過程中都獲得了巨大的利潤。
礦池的產生又加速了這一趨勢，每個比特幣礦工本應和其他礦工相互競爭從而獲得區塊的獎勵，但隨著挖礦圈的興起，礦工解鎖了新區塊之后，根據其貢獻的哈希值按比例分成。
挖礦從最初的個人電腦挖礦、顯卡挖礦、個人用礦機在家里挖礦。現在已經發展到集群化、專業化的大規模挖礦，進一步加速了挖礦的商業化。
處理能力的提高，挖礦經濟結構轉變，高額的場房建設成本、專業的場房搭建技術以及如何尋找廉價的電力都成了普通人參與挖礦的高門檻。
現在普通人要參與挖礦，最新的方式之一是托管礦機，把專業的設備、場地交由專業人員打理，投資者便可享受大部分的挖礦收益。
那些能夠獲得廉價或免費電力的礦場的優勢凸顯。
到2017年，比特幣挖礦行業被不到十個的礦業大佬壟斷，大多數礦池位于中國。
盡管以太坊使用了“抗ASIC”的共識算法，其挖礦產業也仍處于高度集中狀態。這種壟斷產生對公鏈的去中心化本質的質疑。
單個或少數利益相關者對比特幣技術的控制程度過高，意味著比特幣“中心化”程度高，這違背了比特幣建立初衷，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比特幣和傳統的金融體系就沒有本質區別。
在這一背景下，替換比特幣挖礦算法的想法開始萌生，尤其是在人們感到危機時刻到來之際，這一訴求就更為迫切。
開發人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技術修正方法。以太坊和其他網絡希望通過將共識算法轉換為工作量證明來限制礦工的權力。
除此之外，還有一大區塊鏈利益集團——核心軟件的開發人員，他們往往也是擁有巨大權力的小團體。
Coinbase聯合創始人Fred Ehrsam估計，在2017年中期，比特幣和以太坊平臺上大約只有15個核心開發者，盡管有人員數量龐大的開發參與者社區，但實際上這些社區都是依存于核心開發者的工作的。
這些核心的開發者決定并管理這資產價值達數百億美元的加密貨幣項目。
比特幣核心開發人員實際上是一個聯系松散的團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用經過正式授權就可以提交權限來更新比特幣核心軟件存儲庫。
而以太坊基金會在在以太坊生態系統中占據更為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比特幣、以太坊的這一模式中，挖礦訴求大于社區治理，利益的誘惑大于權益的保障。
沒有合適的激勵機制的刺激，社區社群名存實亡，更無人關注分布式自治下的權益與責任。
這種所謂的“權力下放”，實則更為壟斷，人人都試圖從中分一杯羹，而沒人試圖去讓它變得更好，這將導致“公地悲劇”的上演，治理和監管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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