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保險意識本來就不高，不過，隨著經濟發展，保險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中產階級的避險之選。前段時間，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讓保險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不過，很多時候，一些人買了保險，最后卻被保險公司拒保，被拒保之后，就是投訴、官司，費時費力。最終，變為民眾對保險的不信任。
保險是一個高度依賴法治的服務，與此同時，毋庸諱言，中國的法治還存在一些問題。市場的問題，就是創新的機會，企業總會想辦法在既定的約束下給出最好的辦法。最近，螞蟻保險與信美相互推出了一個針對少兒高發大病保險“寶貝守護計劃”，就采取了由寶貝守護計劃會員組成賠審團，投票決定爭議事件的理賠。這也是行業內首個由保民自己決定理賠結果的公共機制。
這種制度創新，源于這種保險，本身是一種相互制保險，簡單的說，即會員互保，投保人和保險人利益一致，由客戶參與管理。這就使得投保人可以形成一個共同體，所以可以做出制度創新，由多人投票，來簡單的解決了信任問題。
從技術角度看，這是互聯網對傳統保險業的一種改造，是一種基于技術的制度創新。互聯網極大的提升了會員參與討論的便利性。這使得相互制保險，可以在互聯網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由會員本身來參與決策。這也使得相互制這種保險，可以疊加上互聯網，在未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陪審團高度參考了真實的陪審團制度。“賠審團”成員必須是信美的客戶，對于想要未來參與“賠審”的會員，公司會對其進行保險理賠知識的培訓，這類似真實法庭上法官對陪審團在法律上的引導。每次可以選200人參與裁決，人選隨機推送，這類似對陪審團成員的挑選。提出“理賠”維權申請的人，如果對于“賠審團”人選不接受，公司將再隨機選取，直至提出申請者滿意，這類似于控辯雙方，在人選上博弈，爭取潛在有利于自己的陪審團成員。
當然，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改造，只能是提升，但不能傷害行業的本質。那么，陪審團有普通人構成，會不會容易感情用事，同情弱者、做出不專業的抉擇呢？
在真實世界的司法中，往往有受害者，這就使得陪審團對受害者的同情，轉化為對加害者的憤怒，在做出懲罰的選擇時，就沒有內疚感、負罪感。但是，在健康保險案件中，沒有加害者，只有不幸的患者。這就使得每一個做出決定的人，哪怕是匿名的，也會一定程度上背負上“內疚”。為了躲避這種“內疚”，保險陪審團會不會放棄原則，選擇賠付呢？不過，與此同時，陪審團本人也是相互制保險成員，賠付意味著把自己的利益拿一部分出去。如果“賠審團”想多賠付，那么就可能會影響公司的經營利潤，所有成員的利益均會受損。反過來說，如果陪審團傾采取苛刻的態度，經常選擇嚴厲的審視，拒絕賠付，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慣例，一種文化，但陪審團的成員自己遇到需要陪審團選擇的情況的時候，自己不能獲賠，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多方約束之下，依據規則來進行，反而是心理成本最小的方法。
某種意義上，“互聯網+”，不僅是提供了技術基礎，使得眾人決策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在契約的前提下，在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起到了對法律的替代作用。解決了保險公司長期面臨的高成本的法律事物，以小成本解決高成本的信任問題，從而獲得更大的市場競爭力。
從數據來看，陪審團做的還不錯。
第一起案例，是患兒身體不適住院后，醫生發現白細胞極度異常，在血液報告中，標識了“危及”，出院診斷，也注明懷疑血液系統疾病。孩子的投保，是在家長了解到白細胞異常之后。然后，最終確診白血病。所以，保險公司拒付，進入陪審團流程。5000余名來自各行各業的“賠審員”在閱讀了包括病例、血液檢查報告、投保說明書之后，有76%的賠審員選擇了“不予理賠”。
第二起案例，是孩子出現血小板減少異常在前，投保在后，一個月后確證白血病。保險公司拒保之后，孩子的母親認為，在申請投保寶貝守護計劃前，并不知道患兒得的是白血病，普通流感也可以造成血小板低下，因此并不存在故意隱瞞病情的事實，所以申訴，進入陪審團流程。陪審團支持了她的觀點。由9217名“寶貝守護計劃”消費者組成的“賠審團”，經過24小時投票，最后以59%做出了支持賠付的決定。決定出來之后，保險公司馬上打款。有人說，第二起案件讓其他保險公司看傻了眼。
第一次幾乎明確的帶病投保，有76%的賠審員選擇了“不予理賠”。考慮到畢竟最終未能確診，存在合理的同情空間，所以有一部分人選擇了同意賠付，這個數據是符合理性的判斷的。那么，是否第一次做出拒付的決定之后，使得陪審團心存負疚，從而心軟，給了第二個孩子賠付？考慮到第二次檢驗報告的血小板異常，的確大概率的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所以，有更多的人支持賠付，也是理性的、合理的。但與此同時，賠付的決定的優勢不大，僅59%。所以，從兩次的數據看，這個系統目前運行得不錯，都是基于理性與規則的判斷。可以預料的是，接下來，隨著選擇次數的增加，心理閾值的提升，做出判斷的時候，感情因素會更少。
這種改造不僅僅停留在商業模式上。
陪審團這種制度創新，使人直面“情與理”的抉擇，可以幫助公眾在這個過程中加深對保險的認知，促進保險意識的提高。從更大層面來說，這也能促進整個社會公共意識的提高。根據官方說法，首個賠審案例他們完全無把握，存在很多擔心，擔心投票用戶少達不到最低票數399票，擔心投票用戶一邊倒的支持賠付，擔心用戶不看案情不討論隨意投票。結果用戶參與度之高，討論案情激烈程度及最終結果都超出預期。所以，這個系統運行良好，打破了所謂中國國民素質不高的說法，證明只要在合適的氛圍之下，中國人可以有效的參與自己身邊的公共事務。從這個角度，保險陪審團制度，其實踐意義本身已經一定程度上大過賠審團機制本身的價值。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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