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30萬億元的非標資產，正遭遇圍堵，四面楚歌。
在監管部門規范同業業務、資管業務的大背景下，商業銀行已加速推進非標轉標，力促同業業務、資管業務回歸本源。非標資產規模已進入下降通道。據央行最新公布的2月社融數據，兩大非標來源——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分別同比多減1922億元、同比少增402億元。
“非標”的四條出路
“非標”全名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在過去，為了滿足一些房地產企業、地方融資平臺等企業的融資需求，銀行借道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明股實債等方式，將這部分融資轉為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
據央行2018年2月社融數據顯示，銀行表外的信托貸款為8.65萬億元，委托貸款近14萬億元。“除了在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名下的非標外，以明股實債方式投資的非標估計有8萬億元至9萬億元。”據金融分析人士孫海波測算。因而，三者合計，整個非標的體量在30萬億元上下。
在“控風險、降杠桿、去通道、強穿透”等組合拳下，銀行非標資產將部分回歸表內信貸，或通過發債，或轉化為資產證券化產品，或進場交易，一部分沒有能力繼續融資的企業將會出清。
至于“非標”轉“標”的規模比例，多位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銀行沒有給出明確的指標要求，不同銀行非標比例并不一樣。當然，大方向就是不斷減少非標的占比。目前，銀行理財所投非標資產的上限是不超過理財產品余額的35%。
記者采訪了解到，存量非標“轉標”通常有四條路徑。
路徑一，對于底層資產優質、現金流較強的非標融資項目，通過對資產估值、評級、流動性管理和風險評估等系統性工作，將非標資產進行資產證券化。
“做資產證券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銀行方面資本計提的出表，減輕銀行資本壓力。”一位銀行人士坦言。
不過，這并不是所有“非標”的出路。業內人士稱，要成功轉標的關鍵在于現金流穩定。一些地方融資平臺現金流狀況并不好，較難實現“轉標”。
路徑二，緊盯監管政策風向，抓緊時間通過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等平臺，提高非標資產的流動性和公允價值。以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為例，最新登記的三筆資產分別來自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的企業。
第三條路徑是發債。一些資質較好的企業或地方平臺可以通過發債的方式來獲得銀行的融資，進而償還其在銀行的非標融資。
“非標”處理的最后一條路徑，是從表外回到表內，銀行以信貸資金的方式承接。
“一些優質的企業資產，是可以在表內承接，如專注于制造業、服務業的企業。而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類資產是無法回表的。”銀行人士告訴記者。
全部“轉標”難
盡管“非標”有四條出路，但大部分以房地產、城投平臺為主的非標資產仍無法實現成功轉標。
以資產證券化為例，“資產證券化對基礎資產的要求是有現金流，一些表外非標或不能完全滿足這一條件。”中信證券(19.030, -0.27, -1.40%)分析師明明告訴記者。
觀察企業ABS的結構，還是以小額貸款、應收賬款、租賃租金、信托受益權、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等這類現金回收預期較為明確的基礎資產為主。
與此同時，資產證券化的體量不大，短期內所能承接的非標資產較為有限。2017年底資產證券化規模剛突破2萬億元。2017年PPP資產證券化開閘，但發行規模僅89.09億元，基礎設施收費ABS發行207.94億元，對數量龐大的政府融資平臺類非標資產來說可謂杯水車薪。
發債同樣面臨難點。一是，債券利率上行，發債融資成本較高，債券并不好發。數據顯示，3月9日，1年期AAA信用債收益率已在5%以上。
二是，時間效率有所下降。“通過資產證券化或債券的途徑，除了銀行自己審批外，還有外部審批機構如交易商協會或交易所，審批速度將大幅下降，流程更長，企業融資效率相應有所降低。”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
三是，“能發債的企業一般會要求外部評級等，發行的資質要求可能高于信貸，因此會有一批客戶無法從信貸轉到直接融資。加之信貸總體規模有限，因而，企業只能自然收縮杠桿。”一位銀行人士說。
而非標回表面臨的最大障礙是資本金的約束。
根據銀監會披露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75%，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35%，資本充足率為13.65%。整體來看，目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比最低監管標準高2到3個百分點。
“但是，非標入表的壓力是結構性的，股份制銀行和部分城商行表外非標相較自身總資產的體量相對較大，如果非標入表，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只能夠承接一部分表外非標資產。”明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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