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春節前后,車險促銷信息迭出,拼費用、搶份額的影子揮之不去。這看似讓利于民,實則財險公司如果過于注重前端費用的競爭,會與商業車險改革初衷相悖,為成本高企、輕視服務等隱患埋下伏筆。
事實上,在商業車險改革后,個別財險公司把車險賠付率下降帶來的改革紅利投向前端費用,導致費用率居高不下,引發車險市場競爭失序。其中,財險巨頭爭霸時產生的溢出效應不可忽視。
面對這些問題,春節復工伊始,保監會便利劍出鞘,重罰人保財險、平安產險、太保產險、太平財險等財險巨頭。這意味著,加大對車險市場的規范、整治力度和進一步深化商業車險改革將同步進行,強化合規經營信號明顯。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這折射出保險行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和保費規模至上的積弊。財險公司如果業務模式人云亦云、貪大求快,則將陷入求不得、放不下的怪圈中。誠然,改變注定艱難,但卻是重生的機會,這將是一段多方博弈的漫漫長路。
改革紅利異化為競爭本錢
“車險市場以高費用為手段開展惡性競爭的問題尤為突出,個別財險公司把賠付率下降帶來的改革紅利異化為競爭的本錢,導致車險費用水平居高不下。”這段辭色俱厲的表述,出自2018年全國財產保險監管工作會議。
這意味著,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車險市場,正面臨著嚴峻考驗。在商業車險改革中,NCD系數(無賠款優待系數)等引進,使得車險賠付率下降,轉而在成本管控、分攤上的優勢放大,具有更大空間投向前端費用,因此出現了個別財險公司為追求市場份額或者業務,進行費用比拼的現象,導致車險費用率持續上升,費用率與賠付率倒掛,成本率居高不下。
追根溯源,不少矛頭指向財險巨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財險公司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這是大型財險公司帶頭“打出來”的結果!“例如,商業車險改革會影響到人保財險、平安產險爭奪市場第一的位置嗎?不會。一方面,人保財險要保市場份額、平均增速,這是軍令狀;另一方面,平安產險攻勢咄咄逼人、捷報頻傳,這是沖鋒號。”
以廣東財險市場為例,“人保財險、平安產險粵分是兩家原保險保費收入超過200億元的分公司,目前后者與前者相差不過10余億元,預計今年有望趕超。在國內最大的財險市場中,平安產險趕超人保財險,這種戰略意義不言而喻。”該財險公司高管續稱。
廣東保監局數據顯示,2017年,人保財險粵分原保險保費收入262.63億元,平安產險粵分原保險保費收入247.67億元。保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1—11月,人保財險原保險保費收入3159.90億元,平安產險原保險保費收入1932.34億元。
另一位財險公司高管對這種說法表示贊同。他認為,“在車險市場中,價格、費用水平往往是由大型財險公司決定,中小財險公司更多是解決自身的后線成本問題,即去落后產能,但在實際操作中并非易事,股東、職業經理人各有所慮,財險公司一般不會愿意通過先降低部分保費的方式來降低成本。”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這其實反映出保險行業同質化競爭嚴重的問題,并且這是前端銷售的同質化競爭,即主要通過費用投入獲得業務增長,而不是后端服務標準化、有價值的同質化競爭。
華農財險總經理張宗韜在一次公開發言中表示,財險公司發展模式基本大同小異。一家新成立的財險公司通常選擇邀請一家大型財險的副總經理帶隊加入,再在每個地市設立機構,并滲透至縣市,通過層層機構鋪設、團隊組建和人力投入做大業務規模。
財險巨頭相繼受罰
解決車險費用水平居高不下的問題,保險監管部門動真碰硬的約束必不可少。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財險公司高管認為,保險監管部門如何看此事、管此事以及引導此事是關鍵。“現階段看,車險市場不能簡單依靠市場決定。保險監管部門既要推動財險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創新,也要加大對車險市場的規范和整治力度,探索分類管理思路,實現標本兼治。”
對此,2018年全國財產保險監管工作會議強調,在進一步深化商業車險改革的同時,繼續以車險為治理財險市場亂象的抓手之一,堅持從嚴整治、從重問責,堅持高管和機構雙罰,對于影響惡劣、屢查屢犯的機構和人員綜合運用罰款、停止新業務、停用產品、吊銷經營許可證、撤銷任職資格等措施實行頂格處罰,嚴厲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話音剛落,從嚴監管風暴隨即襲來。農歷春節復工伊始,保監會接連發布多份處罰決定書,其中人保財險總公司以及四川分公司,平安產險總公司及四川、寧波分公司,太保產險總公司及福建分公司,太平財險總公司及四川分公司赫然在列。
從處罰緣由看,主要涉及給予或者承諾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保險費回扣或者其他利益,以及編制提交虛假報表。對于前者,以人保財險為例,2016年11月—2017年6月,人保財險在某車險平臺開展集分寶抵扣商業車險保費的營銷活動。人保財險預付資金向某集分寶公司購買集分寶,某集分寶公司收到款項后將相應數量的集分寶發放至人保財險名下的集分寶賬戶。人保財險使用上述集分寶,在客戶支付車險保費時直接抵扣一部分保費。
對于后者,主要涉及“閾值監管”的問題。通俗而言,這是指財險公司在商業車險改革中后期實際發生的車險綜合成本率、綜合費用率、未決賠款準備金提轉差率等主要經營指標,在相較前期車險費率精算報告中假設的預期指標發生重大偏離時,將由保險監管部門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
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個別財險公司為滿足指標要求進行數據造假的現象。“在操作上,可以通過準備金調節進一步降低車險賠付率,從而降低成本率。這主要涉及兩個中間環節的數據,一是綜合賠款中的已發生未報案責任準備金,二是已賺保費中的未到期保費準備金。”一位財險公司精算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
解決同質化長路漫漫
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也要靠財險公司自省,這將是一段多方博弈的漫漫長路。目前,保險行業雖然始終聲稱從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轉型,但效果似乎并不明顯。
某財險公司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不同財險公司在經濟社會中應該發揮不同的作用,國有大型財險公司應該更多承擔國家戰略任務,中小財險公司則應體現多元化特征,滿足多層次需求,目光不應過于集中在車險業務上。事實上,國外一些財險公司并不經營車險業務,但依然發展得有聲有色。相信隨著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政策出臺,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日臻成熟,非車業務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該財險公司負責人強調,如果中小財險公司高舉高打地試圖覆蓋全部消費者,將難以取得奇效,倒不如深入鉆研某一領域。“一個水桶,十二條木板圍起來,大型財險公司每塊木板高度都差不多,但中小財險公司只有讓其中的某一塊或某幾塊木板更高、研究得更為深入,才能有望突出重圍。”
的確,無論是商業車險改革前后,車險市場的競爭都必然存在,中小財險公司面對已經形成的市場格局,需要在各個方面付出更多努力,找準定位,選擇大型財險公司關注度不夠、發展能力水平不強的領域發展,確定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
這條路注定艱辛,但卻是重生的機會。另一位財險公司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商業車險改革后,客戶的重要位置將更加突出,尤其是服務,服務產品化的要求更加迫切,所以改革紅利應該更多投向風險管理、自動定價、自動核保等精細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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