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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售的結構性理財產品近年來備受居民歡迎，但大數據調查顯示，想要獲得預期最高收益率“難于上青天”，三分之一的產品實際收益率為“保底”的最低預期收益率，“高大上”的結構性理財產品僅僅是“看上去很美”。

走進商業銀行大堂想要辦一筆存款，不少消費者往往會遭遇“不如買結構性理財產品”的勸說，承諾的最高收益率動輒高達20%，準入資金門檻又低至數萬元，資金的占用周期最短只要一個月。“看上去很美”的結構性理財產品，真的是這樣嗎？

結構性理財產品“看上去很美”

上海市消保委日前聯合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課題組，對上海消費者可以購買的2016年上半年到期的17家商業銀行的8種掛鉤標的627只產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市售的結構性理財產品的預期收益率“套路”多，容易導致投資者誤解，部分銀行銷售的產品實現最高收益率其實“難于上青天”。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楊寶華說，多家銀行推出的產品均存在收益區間巨大，實際收益率較低的問題，“最高收益率看起來很高，但實現的可能性卻極低，這就給消費者帶來了誤導。”

以江蘇銀行的“聚寶財富專享4號(結構性)1609期”為例，產品的預期最高收益率是18.50%，但最低收益率卻僅有1.50%，區間高達17%，該款產品的最終實際收益率也落在了最低收益率的1.50%。該產品的1512期預期收益率為2%到15%，按照產品發行前后的市場數據模擬測算顯示，其模擬實際預期收益率集中在2%至3%，從概率學上來說實現最高收益率“幾乎不可能”。

商學院課題組對627只結構性理財產品進行的測算還顯示，超過96%的結構性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低于平均預期最高收益5.8%，84%的產品實際收益率甚至低于2016年上半年面向普通個人投資者發行的封閉型理財產品的平均收益4.38%，33.33%的產品實際收益率為最低預期收益率。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華僑銀行、星展銀行、廣發銀行等多家銀行產品預期最高收益率的實現程度偏低，恒生銀行62只預期最高收益率高于4.38%的產品中，最高收益的實際實現程度僅有6.3%。

是太“高端”還是人為制造“信息不對稱”

金融消費領域長期以來爭議較大的問題之一，便是由于其領域專業度帶來的信息不對稱性。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本身是客觀的，但是，銀行在其中究竟是主動作為公開信息，還是有意加劇和利用這種不對稱性？

楊寶華說，和傳統的理財產品不同的是，結構性理財產品收益一般是將存款、零息債券等固定收益產品和金融衍生品組合在一起，其中金融衍生品的部分回報往往取決于掛鉤資產的表現，但其變動也不完全是與標的進行“全掛鉤”，這樣的新型金融產品，其復雜性遠非普通消費者可以理解。

課題組調查發現，627只商業銀行銷售的結構性理財產品，沒有一款產品公布交易對手信息。“結構性理財產品是銀行自行設計的還是從其他機構購買來的？產品中衍生品的部分投資去向經過哪些金融機構？沒有足夠的信息，消費者就難以判斷產品的風險系數。”楊寶華說。

銀行結構性理財產品還存在關鍵信息披露不足，披露缺乏統一規范的問題。調查顯示，南洋商業銀行、農業銀行、星展銀行等信息披露內容完整性較差，披露信息不全面；星展銀行、渣打銀行、華僑銀行沒有提供產品說明書。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院長茆訓誠說，銀行能否成為金融市場有效性的主導者，取決于信息是否對稱、交易行為是否公正透明，但一些銀行卻心存僥幸，不僅不主動消除信息不對稱，還人為制造“主動性不對稱”。

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誠

“不講實現可能性，只宣傳最高收益率，就是耍金融流氓。”上海市消保委副秘書長唐健盛說，部分銀行宣傳的最高收益率就好像“拋硬幣”的結果是否真的有可能豎立起來，“只對消費者宣傳會豎立起來，不說實際發生的可能性近乎零，這樣的做法顯然是不誠信、不靠譜的，在商業銀行已經不是在是一家獨大的今天，銀行更應該少講些數字、多講點良心。”

茆訓誠說，和其他銷售結構性理財產品的渠道不同的是，消費者對銀行的信任度非常高。他建議，銀行在進行設計產品時應開展壓力測試，盡可能做到信息公正，促進市場有效性。

楊寶華說，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發展，結構性理財產品已經成為市售的主流金融產品之一，目前國內對其監管依然停留在2005年銀監會下發的《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這一辦法將結構性存款(尤其是衍生品部分)業務納入綜合理財業務范疇，而沒有針對產品特性的精細監管。

“國際金融危機后，英國金融監管部門進行的系列動作值得借鑒。英國要求對結構性理財產品的預期最高收益率的概率進行公布，而且對信息披露包括對手方等也有系列詳盡的要求，這些都是可以借鑒的針對性監管要求。”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