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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光礁一號”沉船遺址水下堆積情況。資料圖片

        “黑石號”出水長沙窯瓷器。資料圖片

        沉船、港口與貿易品，是考古學家解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金鑰匙。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矚目，出人意料的水下考古發現層出不窮，著名者如廣東川島海域的“南海一號”(南宋時期)、韓國新安沉船(元代)和印尼的“黑石號”沉船(晚唐)等，這些水下考古新成果，揭開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中國海域發現的海上絲綢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號”和“華光礁一號”最有代表性，三者所屬年代均為我國古代海洋貿易的高峰時期——宋元時期，發現地點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對出海通道的稱呼)和遠洋航線上。從航向來看，“南海一號”與“華光礁一號”是從中國港口滿載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則是從東南亞歸航泉州的海舶，這些發現非常生動地展示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風貌。

        “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海上絲綢之路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成果，該沉船1987年在廣東川島海域被發現，2007年整體打撈出水并移入“水晶宮”(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沉箱整體打撈沉船，堪稱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創舉。目前，“南海一號”的室內發掘工作還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考古發掘顯示，這是一艘滿載出航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體殘長約22米，寬近10米，總計有14個隔艙(含艉尖艙)。船艙里各色貨物碼放有序，品類繁多，琳瑯滿目。此外，船內還發掘出大量的個人物品，如戒指、手鐲、臂釧、項鏈等金制飾品，以及金葉、玉器、銀鋌、漆器等。尤其令人稱奇的是，船體左舷外發現的一個小木盒，是一個“珠寶箱”，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據最新統計數據，南海一號出水文物超過14萬件，堪稱一座水下博物館。另據最新樣品檢測數據，“南海一號”上已經發現絲綢遺留的化學成分。

        與泉州古船和“南海一號”不同，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華光礁一號”沉船，則是發現于遠洋航線上的商船。“華光礁一號”發現于西沙海域的華光礁礁盤內側，年代屬南宋時期，這也是中國水下考古學界第一次在遠海海域完成的水下考古發掘項目。“華光礁一號”出水遺物近萬件，有瓷器、鐵器、銅鏡、銅錢等，瓷器產地除江西景德鎮以外，主要為福建窯口產品，包括德化窯、磁灶窯、閩清窯、南安窯、松溪窯等。“華光礁一號”的發現，證明至遲在宋元時期(依據水下考古的發現，有可能早至五代時期)，我國先民就已經開辟了取道西沙群島直航東南亞地區的航線(此前受限于航海技術水平，遠航東南亞多貼岸航行)。

        中、日、韓三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海上交流。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動地展示了東北亞地區的海上交流活動，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1975年在韓國群山列島海域發現的新安沉船。經過連續多年的水下考古發掘，考古隊員從沉船里發掘出了兩萬多件青瓷和白瓷，兩千多件金屬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萬枚重達28噸的中國銅錢。考古學家據新安沉船出水的刻“慶元”銘文銅權和“使司帥府公用”青瓷盤推斷，其始發港應為慶元港，即今天的浙江寧波。目前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新安沉船是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前后，從中國的慶元港啟航，駛向日本博多港地區的海洋貿易商船，途中不幸沉沒在朝鮮半島新安海域。

        爪哇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十字路口，這里發現的水下沉船廣受關注，如印旦沉船、井里汶沉船和“黑石號”沉船等。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一塊黑色大礁巖附近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即著名的“黑石號”。據水下考古隊員仔細觀察，“黑石號”船體保存完整，船底發現破損的大洞，推測“黑石號”為觸礁沉沒。“黑石號”之所以保存完好，主要是因為海床上沉積有厚厚的淤泥，滿載貨物的船體因為負荷較重，很快就被海底淤泥掩埋覆蓋，避免了海潮的沖刷和船蛆的吞噬，從而使得船體和貨物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從結構和工藝上看，“黑石號”應該是一艘阿拉伯式的單桅縫合帆船，制作船體時不使用鐵釘而用棕櫚繩縫合船板。關于“黑石號”的年代，因為出水長沙窯瓷碗上帶有唐代“寶歷二年”(826年)銘文，故沉船的年代被確認為9世紀上半葉。

        “黑石號”出水文物十分精彩。船上共出金器10件，其精美程度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其中的一件八棱胡人伎樂金杯高10厘米，比何家村窖藏出土品體量還大。另有銀器24件、銀鋌18枚和銅鏡30枚，銀鋌單件重達2公斤。還發現了一些船員的個人物品，其中包括2件玻璃瓶、一件漆盤(殘)、象牙制游戲器具(似為游藝用的雙陸)和硯、墨(殘)等文房用具。“黑石號”打撈文物陶瓷制品多達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國陶瓷。長沙窯瓷約56500件，器型以碗為主，其次為執壺。這是長沙窯大規模生產外銷瓷的一個生動寫照。“黑石號”出水的3件完好無損的唐代青花瓷盤尤為引人注目，它們應該是在洛陽地區的鞏縣窯燒制，經隋唐大運河運抵揚州港，再從揚州轉運出海，最終抵達印尼海域的。唐代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曾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從廣州出發，經越南、馬六甲抵達印度洋海域的航線。另據《全唐文》記載，唐德宗貞元年間，曾有波斯船抵達中國東南沿海。有鑒于此，印尼海域發現滿載中國船貨的阿拉伯帆船，應屬意料之中的事情。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