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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作歷史文化名人傳記時，讀者和出版方往往希望做到真實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即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力求生動傳神，追求本質的真實，塑造出飽滿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性和可讀性。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傳記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門類，它就是史部的一科，但又帶有文學性。然而，根據我的創作體會，真正做到真實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卻非易事。

　　真實性是傳記寫作的基本追求。離開了真實性，史傳即喪失了生命；而文學創作的特點是虛構，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傳記創作中有一種虛構性文學傳記。在我看來，其價值雖然不可低估，但畢竟只能視為文學創作。

　　我創作的《民族魂——魯迅的一生》是一種史傳，即無一字無來歷，絲毫沒有想象和虛構的成分；不僅追求本質的真實，而且注重細節的真實。如果缺失史料依據，我寧可讓文字枯燥一些，也決不添枝加葉。30多年來，這部普及性的傳記先后由北京出版社、中國社會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五次再版，近來《解放日報》又予以連載，在學術著作銷行寥落的當下，這本書依然受到讀者的厚愛，我感到十分欣慰。

　　要求人物傳記“傳信”，并不排斥必要的藝術加工。在文學作品形式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學語言。我國古代的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得好：“言以文遠，誠哉斯驗。”意思是語言靠文采才能流傳久遠，這話是確實而應驗的。所以，我力求錘煉語言，使文字明白、曉暢、生動、傳神，以此增強該書的文學性。比如描寫魯迅去世的一段文字，有描寫，有比喻，有排比，從魯迅面容寫到他的躺椅、毛筆、長袍，使讀者回想起魯迅筆耕不輟的一生，從而逐漸走出悲哀的氛圍，進而緬懷他光輝的文化業績。

　　增強史傳文學性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講究敘事策略。《民族魂——魯迅的一生》藝術上沒有虛構敘事，一般采用第三人稱客觀敘事模式，但又盡可能避免平鋪直敘。比如介紹魯迅跟瞿秋白的友誼，我沒有直接從他的第一次見面寫起，而是先寫1932年12月23日深夜，時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云化名“史平”，乘坐黃包車到魯迅居住的上海拉摩斯公寓接送瞿秋白夫婦安全轉移的情景。由于陳云是黨中央負責同志，又是魯迅與瞿秋白友誼的歷史見證人，由此開頭，能吸引讀者進一步了解魯瞿交往的始末。

　　細節是構筑歷史大廈的磚瓦。在現存魯迅研究史料當中，我力求擷取那些既可靠而又生動的細節，以增強《民族魂——魯迅的一生》的故事性和可讀性。比如描寫魯迅臨終的情景，我捕捉了許廣平替魯迅擦汗時，魯迅緊緊握住了她的雙手。而后回溯到1925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定情的那個時刻，是許廣平首先握住了魯迅的手，而后魯迅回報她以輕柔的回握。“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這兩次握手的描寫是根據許廣平的兩篇回憶錄：一篇叫《風子是我的愛》，另一篇叫《最后的一天》。這些細節既生動感人，又確鑿可信，成為我增強該書文學性的第三個舉措。

　　真實性與文學性相統一是我的追求。但我也清醒地看到，《民族魂——魯迅的一生》畢竟是我30多年前撰寫的，對魯迅精神世界的揭示不夠深刻，對魯迅作品文學層面的分析也有不足，各章節之間還有輕重失當之處。我希望今后有更好的魯迅傳記問世。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