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1億、34.70億再到56.7億元，一張張創造新紀錄的證監會罰單，使得公眾對證監會“從嚴監管”的“可量化”標準，正在不斷刷新。
鮮言領到“史上最重罰單”尚未滿一年，北八道便以56.7億元的罰沒款將其取而代之， 而這一切，都歸因于證監會的依法全面從嚴的行政處罰工作。自2016年3月，劉士余任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以來，證券市場屢現“天價罰單”。
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2016年罰沒金額在5000萬以上的案例約13例，其中，罰沒金額在億級以上的有8件，當年證監會行政處罰的罰沒款共計42.83億元，較去年增長288%。
2017年，證監會行政處罰數據再次高速增長。據記者不完全統計，2017年證監會開出的8000萬以上罰單至少有12例，其中11例罰沒金額超過1億元。當年證監會罰沒款金額74.79億元，同比再增長74.74%。
3月19日，證監會的稽查人士表示：“對資本市場各類違法行為堅持‘零容忍’、‘全覆蓋’的執法態度，對欺詐發行、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和危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保持執法高壓態勢，充分用足用好現有法律空間，讓違法者受到應有的懲罰、付出應有的代價。”
金額上限不斷刷新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3月以來近兩年內，約有26例罰沒金額在5000萬以上的行政處罰案例，其中16例“操縱證券市場案”，合計罰沒138.73億元；4例“內幕交易案”，合計罰沒4.53億元；4例“金融機構違法違規”，合計罰沒6.84億元；2例“違法買賣股票”，合計罰沒6.40億元。
通過分析證監會開出的“天價罰單”，不難發現“操縱證券市場”是“巨額罰沒款”的高發地。罰沒金額排名前六的案例均與“操縱市場”有關，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于“涉案金額及非法獲利巨大”。
2016年罰沒金額最高的案例——中鑫富盈、吳峻樂操縱“特力A(40.550, 0.47, 1.17%)”等股票一案中，中鑫富盈、吳峻樂操縱“特力A”股票價格分別獲利約1.5億元、1.7億元，操縱“得利斯(7.360, -0.04, -0.54%)”分別虧損約0.3億元、1.8億元。盡管吳峻樂積極配合工作，證監會最終將其處罰幅度由三倍罰款調整為兩倍罰款，但二者罰沒金額還是達到了11.1億元。
2017年證監會延續了從嚴監管的高壓執法態勢，大案要案頻出，證監會最高罰沒款單紀錄被升高至34.70億元。
當年3月，證監會對操縱“多倫股份”股價的鮮言作出“沒一罰五”的頂格處罰，即沒收違法所得5.78億元，并處以28.92億元罰款，罰沒金額合計34.70億元。而在此之前，鮮言還曾因慧球科技“1001項議案”的信息披露違規遭到證監會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年，曾經的“私募一哥”徐翔，因“操縱證券市場”被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并處違法110億元罰金。由于已經被作為刑事案件審理，證監會并沒有再對其行政處罰，記者也未將其統計在內。
最新出爐的“北八道證券市場操縱案”，也遭到了證監會“沒一罰五”的頂格處罰，擬罰款金額達到56.7億元人民幣，是證監會有史以來查辦的最大一起股市操縱案件。
關于北八道集團巨額罰單問題，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閻慶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在是嚴監管，當然要重處罰，這是肯定的。”
就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北八道除了惡性操縱獲利金額較高（累計獲利9.45億元）外，還存在高杠桿操縱次新股股價及相關人員拒不配合調查的情形。
北京地區一家中型券商自營部門人士3月19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16年以來明顯可以感受到證監會在各項執法業務上的壓力驟然提高，天價罰單的數量也多起來了，尤其是針對市場操縱領域。因為涉案類型的不同，有的頂格處罰可能只有幾十萬，但市場操縱這類如果涉案金額巨大，相應的處罰金額也會高，這樣的天價罰單相比其他案件來說有更強的震懾力，數字有直觀的說服力。”
“暴利”數額成處罰標準
罰單金額成倍刷新背后，是證監會“從嚴監管”理念的不斷深化。
除了市場操縱案，近年來證監會對“中介機構違法違規”、“違規買賣股票”等多類型的案件，打擊力度也在加大。
2016年5月，在欣泰電氣欺詐發行一案中，興業證券(6.760, -0.04, -0.59%)因出具的保薦書等文件存在虛假記載、未審慎核查欣泰電氣公開發行募集文件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等，被證監會合計罰沒5738萬元，拉開了中介機構巨額罰單的序幕。
同年11月，恒生網絡將“金融機構違法違規”處罰力度推往更高處。由于“非法經營證券業務”、“違規場外配資”，恒生網絡遭到證監會4.39億元處罰，如今已無法正常持續運營，陷入了“凈資產不足以償付罰沒款”的窘境。
前發審委員“馮小樹”的落馬，則成為證監會打擊“違法買賣股票”的里程碑。馮小樹在證監會兼任發審委委員期間，通過在企業上市前突擊入股、上市后高價拋出的方式，非法獲利達2.48億。最終被證監會施以頂格處罰，合計罰沒4.99億元。
值得注意是，無論是北八道等市場操縱案、恒生網絡等金融機構違規操作案，抑或是馮小樹代表的違規交易股票等案件，這些被“著重”處罰的違法違規主體，獲利金額都是可以衡量的，且處罰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違法所得，證監會主要通過“沒一罰三”或“沒一罰五”等方式決定罰沒金額。
而對于曾轟動一時的西南證券(4.470, -0.03, -0.67%)“未勤勉盡責”、“慧球科技”信息披露違法，鞍重股份(13.940, -0.16, -1.13%)和九好集團的忽悠式重組案等，收到的罰單大多沒有超過5000萬。但事實上，這些無法衡量損失與收益的案例，對證券市場的影響絕不亞于“天價罰單案”。
3月19日，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劉紀鵬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現行的證券法中關于證券違法行為的處置確實存在需要修改的地方。目前的法則通常是對牟取暴利的部分進行處罰，而對于沒有暴利的罰沒上沒有執行標準。”
劉紀鵬進一步指出了三方面問題：一是多為罰沒公司而不是罰沒當事人，而公司往往又是股份公司，最終承擔損失的是全體股東，而不是具體的當事人；二是對當事人個人的罰款極低；三是對操縱市場、散布虛假信息、內幕交易的當事人，只對構成暴利的部分罰沒1-3倍或5倍金額，如果沒有暴利，罰沒金額就比較少。
事實上，這方面的改善正在路上。記者了解到，證監會積極推動完善《刑法》關于證券期貨犯罪的規定。
“這一次完善主要是針對實踐中證券期貨違法犯罪案件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特別是新型違法犯罪活動頻發，但現行《刑法》規定的證券期貨犯罪罰金較低、刑期較短，相關規定不能全面覆蓋新的犯罪情形和手段等情況。”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透露。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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